作为中国漫长古代王朝史的尾声，清代的角色十分特殊。虽然这并不是第一个由北方民族进入华夏核心区建立的统一王朝，但清代却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东亚大陆不同的文化板块（汉、满、蒙、藏、回）实行了有效控制与统合。这成为今日中国所继承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也形成了今日中国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实现这一宏大治理成果的诀窍，正隐藏在雍和宫。
雍和宫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东北部，其后身紧靠着北城墙东段。北京城墙在二十世纪中叶被拆除并改建成二环路后，雍和宫成为整个二环路沿线最显著的古典地标。行驶在在北二环高架桥上，紧邻环路高高矗立的万福阁仍然是京城胜景。雍和宫的前身是一六九四年（康熙三十三年）为皇四子胤禛修建的贝勒府，而后因胤禛于一七零九年晋封为和硕雍亲王而成为雍亲王府，继而随着胤禛于一七二二年登基为雍正皇帝而改为行宫“雍和宫”。而雍正的儿子、后来的乾隆皇帝弘历亦于先前的一七一一年出生于雍亲王府，此府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其中两位最有作为皇帝的潜邸，冠绝诸王府。在中国，非凡人物居住过的府邸通常不会在其身后延续其居住功能，中古时期便有“舍宅为寺”的传统，有清一代更有雍正十三弟怡贤亲王的王府在其故后改为贤良寺之前例。故雍亲王府在雍正逝世后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是北京绝无仅有的以“宫”命名的佛寺。
雍和宫与一般佛寺不同，在入口空间便能有突出感受。整个建筑序列的起点是南影壁和东、西、北三座牌坊围合成的横长庭院，这是与清西陵大红门一样的清代最高级别建筑组群入口。而穿过正牌坊后，是一条长长的辇道才能到达雍和宫正门——昭泰门，辇道长度几乎与昭泰门到最后一进院的整个轴线等长，这在中国平地佛寺布局中极为罕见。辇道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在其两侧设置“阿嘉仓”，即活佛居所。清代时辇道两侧设有至少七位呼图克图（藏传佛教高级转世喇嘛）的佛仓，他们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受朝廷委任的佛教管理者。
前面说的入口空间是在一七四四年改建中所扩建；而进入昭泰门后的雍和门，才是原先雍亲王府的大门。雍和门与后方的雍和宫正殿是中轴线上第一个大体量的建筑高潮，这两个殿堂与左右配殿围合成一个封闭庭院，这是原先王府前朝后寝格局的“前朝”部分，是礼仪性最强的空间。此庭院正中置有一座四角攒尖顶碑亭，显著的位置说明了其内御碑之重要。这座碑就是清代著名的石刻文献《喇嘛说》，为乾隆帝亲自撰写并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铭刻。《喇嘛说》是乾隆帝对当朝佛教政策的全面概述，从“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到元代过度崇奉“有妨政事之弊”的历史反思，再到“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可以说直到今天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确认办法的合法性都直接源于此碑。
由于雍和宫先后经历了贝勒府、雍亲王府、雍正行宫和藏传佛寺四个功能时段，建筑组群经历过多重变化。而其作为胤禛府邸时期最主要的形态遗留便是这两座大殿，在乾隆朝之前分别为王府的正殿“银安殿”和后殿（实为殿型门，为通向后寝的内门）。雍和宫整个建筑群便得名于这座先前的银安殿，它在雍正三年王府升格为行宫时便更名为“雍和宫”。
正殿中供奉的是汉地常见大雄宝殿中的佛像配置：三世佛、观音、弥勒及十八罗汉；而对应于通常“伽蓝七堂”寺院格局之后殿的永佑殿，则选择无量寿佛作为主供，这是清代皇家祝寿祈福的常用供奉题材。
永佑殿之后的区域，是乾隆朝将行宫改建为佛寺过程中对建筑形象和功能最重大的改变。法轮殿原先是雍正帝的寝殿，他驾崩后还专门在移灵到此停灵以示“寿终正寝”；但法轮殿今天完全不是一个传统王府寝殿的样子：横长的汉式主屋顶上升起一大两小三个阁楼，这并非汉地传统。实际上，法轮殿屋顶的北坡上还有两个小阁楼，与南坡的两个一起环绕中央的大阁楼，形成一种中心对称的图式，是为附会须弥山的五峰。佛教认为须弥山是宇宙的中心，环绕须弥山的中心对称图式便是“曼荼罗”，也叫坛城，因此法轮殿从形态上代表了整个建筑组群的中心。
法轮殿最精彩的看点是它的室内采光。外观上象征须弥五峰的五个阁楼上都设有窗，到了室内它们正好巧妙地成为了五个天窗。幽暗的室内空间中，从天顶射入的光线打在主尊宗喀巴大师像的头和肩部，给予这尊佛像以极其光明与神圣的光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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