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寒冬下，影视行业的现状如履薄冰，生活在底层的部分演员更是举步维艰。
今年年初，做了一一年演员、北漂“跑组”也已经四五年的任思齐将北京的房子退了，留在了湖南长沙，为了“节省房租”，“四零零零元的房租在北京只能租一个四零平的房子，我和女朋友两个人生活真的很挤。但在长沙就不一样了。”
而且“疫情后，线下跑组变得陆陆续续的，演员见组面试大部分都可以线上搞定。当面试戏，可能一个月也就有那么一两次，一天就可以搞定，但租金我们要付满一个月，这对于我们来说有点浪费。”任思齐告诉燃财经。
之所以选择“北漂”，而不是去横店，任思齐们自有无奈之处。横店虽然是群演、剧组和影视拍摄基地扎堆的地方，但对于更多拥有明星梦或演员梦的人来说，北京才是应许之地。
因为国内的影视制作公司大多扎根在北京，大部分剧组在北京筹备好、定好主要角色后，就直接去横店等影视城开机，直接在横店挑选的大部分是龙套演员，少有戏份重的角色。
但如今，应许之地不再甜蜜和美好，“逃离”北京的小演员也越来越多。
二零一八年之前，北京各地都有剧组在线下试戏面演员。“大望路、望京、七九八……很多地方可以跑组，我一个人甚至有些分身乏术，只能靠新签约的经纪人跟我分别跑。”任思齐回忆。
这种情况在二零二零年之后，开始改变。疫情、行业整顿、“限薪令”、税务“地震”、清朗行动……种种因素影响下，影视寒冬来临，曾经的“盛况”也不复存在。行业不景气，影视项目减少，头部演员的压力也在增大，中小演员更是受到波及的重灾区，任思齐表示接到的戏约也数量锐减。
“不知道下一部戏在哪里。”没有收入，这不得不让任思齐等中小演员寻找演戏外的出路。
“北京的消费非常高，在没有戏拍的时候，部分演员也会通过接视频广告、短视频、海报的拍摄，或者去剧组当副导演、演员副导、统筹等工作维持在北京的生活。”演员邱箫婵在小红书分享道。
除艰难维持在北京的生活之外，也不乏有人像任思齐一样，选择了离开北京。
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演员马力就离开北京回到了上海，“接不到新戏，片酬也一直降，我只能先离开北京‘节流’，回到上海家里想办法挣钱‘开源’。”
如今，回到长沙的任思齐做起了自媒体，他的小红书简介“实力派科学养猫的中国台湾演员，正在往兽医的路上前进”，也证明了他要将自己的账号往宠物博主的方向上打造。
演员胡露儿也在小红书分享，一位演过不少戏的朋友不久前也退圈去直播带货了，尽管签约合约要求三年内不能拍戏，但为了每个月稳定的收入，她的朋友还是决定暂时退圈，“先挣到钱，以后有机会再回来。”
明星、演员是一个带着光环的职业，说起明星、演员大众印象也是动辄片酬千万元、上亿元，但这是“限薪令”前、影视行业极盛时期的景象，而且“金字塔顶端的人凤毛麟角”，更多小演员到手片酬缴完税也就月平均几千元。
“就是‘吃不饱，饿不死’。”横店演员曹高波总结自己现在的状态，“说白了，演员行业本身就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尤其对我们这种小演员来讲。”
“小白”初入演艺圈
满打满算，任思齐进入演艺圈已经一一年了。
二零一一年，还在上大学的任思齐机缘巧合下报名了在台湾举办的第一届新丝路模特大赛，“我当时完全属于‘赶鸭子上架’的状态，听到我初审过了的消息后，我母亲直接交了一千多台币（三四百元人民币）的培训费，让我去集训了三个月。最后的结果也出人意料，我竟然拿到了那届的冠军。”
此后，任思齐算是正式踏入了演艺圈，因为公司的关系，他上了不少台湾的综艺节目接受采访，并逐渐在台湾有了一些名气。“我也渐渐适应并爱上了舞台，后来就开始接了些MV广告的拍摄工作，还出演了一些影视剧。”
但后来受经济发展影响，台湾的娱乐市场环境逐渐走向了下坡路。为了节约控制成本，当时台湾拍摄的大多都是校园偶像剧。“我满脸胡子的形象，基本告别了校园剧男主男二这种角色，只能接到一些国文老师或体育老师这种没什么戏份的小角色。”
被逼无奈之下，任思齐转行当过制片人，但是看着一些演技差的人在镜头前“演戏”，他想拍戏的欲望“蠢蠢欲动”，做了三部戏的制片后，“想当演员、想回到舞台”的执念让他决定放下一切，来大陆“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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