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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樱花，我们总能想起日本。樱花是日本的象征，也是日本的“国民之花”。每每提起樱花，我们脑海中出现的是“五瓣的一重花”的樱花经典形象，但这其实并不是日本的天然樱花。
江户时代中后期，新品种“染井吉野”诞生在染井村，意为“染井的吉野樱”。这种人工嫁接的园艺品种，由于无法自然繁衍，只能插枝“克隆”，反而获得了塑造盛大樱花景观的能力。一重、五瓣，共同盛开如云霞，吹落如飘雪，染井吉野实现了千余年来日本所有关于樱花的美好想象。从明治时代开始，它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已占日本列岛樱花的八成。
这种“人造”的染井吉野成为了近现代日本城市的景观，塑造了赏花的风俗，更为关键的是，它与日本近代的民族建构和国家主义神话深深吻合。在近代日本追寻自身民族性和文化价值的时候，日本人从这种樱花中提取了“高洁”“齐开齐落”“短暂而绚烂”等精神特征，并将之赋予整个国家。
因此，日本人创造了染井吉野，而染井吉野又反过来影响了近代日本的进程。随着近代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日本人又不断重新建构樱花神话，这种互相建构的国家主义叙事最终让日本堕入二战的罪恶深渊。通过解构近代日本樱花叙事的神话，我们也能获得许多启示。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樱花创造的日本》，略有删减。
原作者 | [日]佐藤俊树
摘编 | 徐悦东
《樱花创造的日本》，[日]佐藤俊树著，唐辛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二一年六月版
在日本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诞生的明治时代，染井吉野为何与能与“日本”紧紧相连？
首先从文化史角度来看，明治二十年代前半，是“日本”一词被着重强调的时代。杂志《日本人》创刊是在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发表则是在明治二十四年，冈仓天心的《日本美术史》也是在明治二十三年出现的。根据佐藤道信的《“日本美术”诞生》，“日本画”和“西洋画”两大种类的划分也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创刊于明 治二十三年，内村鉴三的《日本人的代表》出版于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同一年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亦付梓。从地形与景观着手探索日本的《国粹Nationality》也一跃成为畅销书。
政治史上也出现了可与文化史比肩的巨大变化。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翌年七月，进行第一次众议院议员选举，并于同年十一月召开了第一次议会会议。这两年中，民法、商法、集会以及政社法等明治时代的国家法律几乎全部制定完毕。此外，明治二十三年还发布了《教育敕语》。
明治二十四年一月发生了内村鉴三的大不敬事件（内村鉴三 (一八六一~一九三零)，日本明治至大正时代文学家。任东京第一高级中学教师时，因拒绝对天皇《教育敕语》鞠躬行礼被视为“大不敬”，并被解除职务）；同年二月，国会议事堂被烧毁；五月，在大津发生了沙俄皇太子遇袭事件（一八九一 年 五 月 一一 日，有日本人在滋贺县大津市刺杀前来访问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未遂）。明治二十五年，发生了久米邦武的“神道乃祭天之古俗”事件，久米于当年三月被迫从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辞职（久米邦武（一八三九~一九三一），日本近代史学研究先驱，发表论文认为“神道乃祭天之古俗”，招致笔祸）。
这段时间，日本开始形成近代国家的基本骨架，其冲击波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回荡。明治二十四年前后正属于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候，靖国神社内开始出现染井吉野樱花林——与日本近代的原点息息相关的樱花。
因此，如果将这片樱花林的出现与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脉络结合起来，就会相当顺理成章。究其缘由，是因为明治时代初期开始的近代欧化进程已告一段落，人们开始寻求“最日本的”与“日本的传统”。设立国会的政党在登上面向大众的舞台时，需要一个能够统合国民的全新象征。欧美列强的侵略及日本海外发展意识的增强，也使得“日本的同一性”迫切需要进行再建构。
染井吉野
樱花作为能够体现日本民族性的事物，开始重新引人注目。染井吉野拥有“吉野樱”的头衔，而吉野的樱花，不仅从平安时代开始就拥有被和歌颂咏的传统，甚至连吉野本身，从法理上而言，在《大日本帝国宪法》诞生之前，都一直是开启律令国家的天武朝的圣地，也是以天皇亲政为目标的后醍醐天皇设立南朝朝廷的地方。“吉野樱”可以说正象征了明治时代国家的正统性，因此才会在此时被种植在靖国神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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