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学者曹锦清一九九六年五月-一一月期间深入河南地区的田野调查，是一部当代中国少见的实证考察著作。全书记录了正在转型中的中原乡村社会，涉及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血缘人情网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现状;涉及农村、农民、农业、收支、农民负担、计划生育等诸多方面;涉及日益庞大且凌驾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分散经营的农民为争食有限的农业剩余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涉及作为一种显示力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努力之间的强大张力。作者所思考的问题、所提示的种种矛盾，均是中国农村在转型期内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均是高层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各级地方政府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作者在努力描述中原乡村社会事实的同时，着力反映社会转型过程中小农阶层的利益、情绪与态度。本书以巨大的现实感与深刻的历史感，被喻为“中国内地农村的百科全书”。作者的调查方法既继承传统的蹲点，与农民“三同”的形式，又运用现代社会学个案访谈、深入交流的方式。作者不是通过自上而下逐级召开座谈会，而是通过“亲友关系网”直达调查现场――村落、农舍、田间。这种田野式的访谈，村民没有疑虑，也无须设防。不设防的闲谈，最易获得社会真实，没有任何人为的包装，内容真实可信。本书自二零零零年出版以来，连续再版一三次，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调查报告类最长销的经典名作。此次出版的是增补版，增补字数达一零余万字。小编整理了《黄河边的中国》经典语录句子摘抄大全，我们都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那条句子吧。
一、不过，与现代人比起来，古代世界的欲求是相当质朴且有限的。现代人发明了科学，有发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人的自然需求之上增长着无穷无尽的认为需求。到处活跃着的激情、利益与偏好汹涌澎湃。无限的贪欲被现代经济学家视为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注定无法满足的欲求完全有可能冲毁道德与法律设置的脆弱堤坝。
二、与中原人士相晤一室，你能感受到与烈酒一样浓的人情。然而，恰恰是这个令人心醉的人情，妨碍着我们民族的个体进行等距离的理性合作。韦伯说，现代组织制度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将人情关系排除出组织的过程，并推动着组织内部行政效率的极大提高，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然而又说，失去人情的组织人是一种“非人化”。这是人类为了效率而建立理性化科层组织的一个无可奈何的沉重代价。我突然理解了韦伯的心情。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确定善恶美丑。那么善恶标准的基础或根源在何处呢？它既不在个人之内，也不在社会之外，而在社会共同体内。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个“这回共同体”：因为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各个成员，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抗。古代的贤哲们大概是看到了这一无情的事实，故而从社会外去寻找道德的基础与标准。老庄的道，宋明儒学的理，释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规律，便是用来奠定人间社会善恶的基石。然而，宋明的现代人不信这套说教，于是善恶标准便模糊起来了，只得用法律从外部规定人们的行为标准。
三、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好谈专制与民主。他们只把专制与民主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又将政治制度视为一件可以随时替换的衣服。他们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当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
四、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各有一大病症。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此三种病，自古而然，堪称国病。
五、时值晚一零 点，这时小店门外又聚起一二十人，男女老少都有，这样热烈的气氛，引起我想给乡亲们说点什么的欲望。明天，我将与他们辞别，似乎也有一种给他们说点什么的责任，于是即席"演说"。我从分田单干谈到村民的协商合作问题；从村民的自由，谈到村内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从土地与人口关系谈到计划生育与孩子的教育投人问题；从住房的过度竞争谈到养老金的自我积累问题；从村民请客送礼走后门拉关系的行为方式，谈到了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乡亲们认真入神的听讲，使得我这场即兴"演说"足足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当我宣布讲话结束，并告诉他们我明天将回开封时，乡亲们纷纷要我多留几天，多给他们讲讲这样的道理，其中两位村民竟请求我留下来做他们的村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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