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 芃（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写本〈史记〉〈汉书〉残卷的蒐辑、校证与研究》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共三千多年的历史，是我们考察先秦秦汉历史的重要依据。从传本面貌看，现存的《史记》主要以刻本为主，北宋以前的古写本存世有限，目前调查所知大概有二十多件，其中汉简写本一件、敦煌写本五件、日本古写本十余件，另有古代日本学者注解《史记》的传抄本数件。此外，其他文献如《玉篇》《群书治要》古写本中还有一些征引《史记》的文字也弥足珍贵。这些断简残篇散藏于海内外多家公私机构，由于其所承底本较早，保留了不少刻本中佚失的文献信息，因此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以下约举五端，略作阐发。
日本龙谷大学藏一四世纪《英房史记抄》所录《垓下歌》（右数第四行起）。
第一，古写本《史记》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例如，“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垓下歌》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慷慨悲壮，大家耳熟能详。然而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英房史记抄》所载《垓下歌》却是五句话：“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威势废，威势废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与我们熟知的版本有异。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百思特网会注考证校补》已经注意到了这处异文，并且指出《英房史记抄》之后的其他版本亦有引作如是五句。《英房史记抄》是日本南北朝时期藤原英房所著，约成书于正平三年（一三四七），是现存最早日本学者用汉文注解《史记》的著作，其中大量引用前贤旧说，五句版本的《垓下歌》文从字顺，想必也有所承，并非作者杜撰。时至今日，这处异文并未引起学界，值得彰布。
又如，中华书局修订本《史记高祖本纪》：“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校勘记：“‘足’字疑衍。按：《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无‘足’字。《说文水部》：‘洗，洒足也。’”参考《说文》，“洗”字本来就是洗脚义，洗涤义的“洗”，汉代时多写作“洒”，因此《百思特网汉书》“使两女子洗”可能存古，但是《史记》北宋以来刻本皆有“足”字，让人难以遽断《史记》为误，而日本宫内厅藏写卷正无“足”字，可为修订本“校勘记”提供新证。
第二，古写本《史记》具有文献辑佚价值。
《史记》历经两千多年传承至今，相关研究著作汗牛充栋，最具代表性的是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史称“《史记》三家注”。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三家注合刊的版本，合刊过程中，刊刻者要对重复的文字进行加工润色，反而造成了“三家注”散佚。学界通常认为张守节《史记正义》在合刊过程中删损最多，裴骃《史记集解》最为完整，因此关于《史记》古注的辑佚工作，《史记正义》备受，《史记集解》无人问津。我们通过考察《史记》古写本，发现《史记集解》也有佚文可以发掘。比如：日本宫内厅藏《高祖本纪》写卷“袁生说汉王曰”后，有《集解》：“文颖曰：袁，姓；生，诸生也。”传世本《史记》皆无。
第三，古写本《史记》可供考察汉字的使用演变规律。
古写本《史记》中保留了大量我国中古时期的写本俗字。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比较《史记》各种版本发现：古写本皆用数目字合文“廿”“卅”“卌”，而北宋以后刻本悉作“二十”“三十”“四十”，这一现象并非《史记》独有，《左传》等其他文献也是如此。根据《旧唐书》《册府元龟》等记载，唐玄宗初年曾有改合文“廿”“卅”“卌”为“二十”“三十百思特网”“四十”的诏令，可能在此基础上，到了北宋，随着文字使用新标准的确立与雕版印刷术的应用，这种新的用字习惯得到了全面推广与实现。这一唐宋之际的变化，对于文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可以建立文献底本时代的参照坐标，高效提取文本年代信息，助益古文献的断代与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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