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已经四十六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亲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记忆中开始模糊，但我的思念却越来越强烈。
我对母亲的记忆是不完整的。我妈走的时候我才七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今天，我根据父亲、二爸和三叔的零星口述，以及我和她短暂相处的七年，试图还原当年的片段，勾勒出母亲的形象。
我祖籍在南充英山县。根据我父亲的生平，爷爷是方圆百里的一位著名裁缝。他通常在家耕种几英亩荒地。每年春节，他都很忙。十里八乡的大户人家和邻居都会请他做新衣服。爷爷因此存了一些钱，买了一些土地。那时候李家坝是小康之家。
母亲的家，只隔着一道山梁，家里没有土地。于是，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就成了我们家的房客。按照当地的习俗，母亲和父亲从小就订了早婚，十二岁时，母亲成了父亲家的童养媳。
一九三三年，红军来到英山县，给这片宁静的土地带来了希望。因为爷爷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被选为苏维埃政府的农会主席，十几岁的父亲也成了儿童团的团长。在英山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我们家从此有了红色的血脉和基因。后来由于国民党的重重围剿，红军调整战略，转入长征。爷爷被国民党残忍杀害，父亲也受到牵连。他不得不逃离家乡，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母亲来到婆家，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繁重的家务。我二爸后来告诉我，是我妈用篮子把他背到私立学校，给了他童年很多快乐和喜悦。我妈虽然没有什么名气，却一直守护着一个传统女人的妇道，默默无闻的在我们李家经营着。
从父母的口述中，我知道外婆是一个很刻薄的女人，典型的封建家庭的女强人。奶奶，裹着一双小脚，拄着拐杖，一直掌握着这个破败家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想而知，那些年童养媳的命运是多么卑微和悲惨。但是，母亲一直忍辱负重，等待父亲的归来。在坚持了十几年后，他们的父亲回来参加土改，他们结婚了。从此，他们有了孩子，过着贫穷而幸福的生活。
在旧社会，中国的妇女，从出生起，就要用白布包裹一双金莲脚。也许是我妈不愿意接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虐待吧。每天晚上，她都会悄悄打开裹脚布。这是母亲从骨子里对封建思想的呐喊和抗争。后来妈妈给我们讲奶奶的小脚丫时，她为自己有一双健康的大脚而庆幸和自豪。
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服刑人员。也许他的家乡留给他太多的苦难。他不愿留在家乡工作，选择远走他乡，组织服刑人员投资修建宝成铁路。宝成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从宝鸡到成都，都是高山沟壑，曾经创造了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
母亲和父亲住在铁路上的工棚里，肩负着父亲的日常生活。修铁路很辛苦，基本上她居无定所，但是她妈妈很开心很幸福。她白天去工地，和男人一起干粗活；晚上回来，我会给辛苦了一天的爸爸温一壶酒，做几个小菜，让爸爸感受到家的温暖。当我的大哥出生时，我父亲给他起了一个难忘的名字，叫李宝成。大哥的到来给命运多舛的父母带来了巨大的幸福。
饥荒时代，家里孩子增多，仅有的补给根本满足不了一大家子的生活。听父亲说，母亲经常安静地吃桑叶和观音土充饥。孩子的生命是母亲唯一的希望！然而大哥包成最后还是死了，给母亲留下了深深的伤痛。
七年宝成铁路建成后，父亲将一零零多名罪犯押解到重庆最偏远的山区奉节青龙乡金凤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批劳改场所。原名青龙劳改农场，后改为青龙硫磺厂劳改支队。金凤村四面环山，悬崖峭壁，只有一条从半山腰劈开的山路，可谓“且一人守而万人不能逼”。
按照我父亲当时的条件，我母亲可以被安排到劳改支队工作。但由于当时她家是进口的，我妈怕上班拖累我爸，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我们一家定居在青龙乡金凤村乌鱼坝。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山村，位于海拔一八零零多米的金峰山脚下。山高路险，四季温差大。
在金凤村，我们家是唯一的外来户。因为我父亲是劳改队的干部，我们受到了很高的礼遇，给了我们一些自留地。在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帮助下，我们建起了三间民用瓦房，里面有各种猪圈和牛棚。自从拿到私宅地块并注册后，妈妈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或许，作为一个童养媳，她真的感受到了新社会的温暖，家庭的温暖。
当时农村土地还没有固定到户，粮食是按照各家的劳动力来分配的。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没有全职的劳动力。我弟弟十几岁辍学到队里工作，队里只有一半劳动力。全家只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和母亲的工分维持家庭生活。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母亲不仅参加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还养了两头猪和一头牛，从早到晚在自留地里种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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