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善良
文/大头蚊
在去河那边的路上，每次都要路过那边的公共厕所。这间新建的厕所，小小的，但很干净，有时甚至还能闻到熏香的气味，看来有人在这里经常很细心地打理。这里总能在进门的显要处找到一卷或大或小的手纸，这是在别的公共厕所看不到的，尤其令人感动。
像公共厕所这样不起眼的小小的建筑，很少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往往记得住的是这个地方最高的建筑，最繁华的地段，最高档的场所等等。相比于上述种种，公共厕所毫不起眼。因此，当我们哪天走在大街上，有人捂着肚子急着问你它们的所在，我们往往爱莫能助。又或许某一天，你的孩子急着如厕，你抱着他，急得满头大汗到处寻找。但很不幸，我们第一时间都找不到它们。
看似不起眼，因此我们往往忽视。看似不重要，但它们又和我们息息相关。
这些细小的公共事物，无论建筑者还是维护者，出于的都是一种善心。肯在一件细小的事情上为他人着想，不张扬，不取宠，只是一直坚持地做着，就像那时候有人在暑天里提供免费的茶饮，有人在驿道的小屋里留存着温暖人的柴火。
现在和古代就这样遥相呼应，温暖一直没有间断。
做个善良正直的好人
文/何卫平
我来自鲁西南平原上的一个小镇，我的父母都有工作，但我一直是在农村长大。我们家没有很深刻的家训，都是朴素的为人之本。从小父母最强调的就是“做个好人，要善良，要正直，做事要对得起良心。”
我出生的时候，奶奶已去世好几年了。周围的邻居常常会提起她老人家，说起她的善良仁慈，一只蚂蚁的命她都怜惜，走路也时时小心别踩着它们。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几年挨饿，家家户户都没有吃的。有一天，一个讨饭的趔趄着进了我们家的院子，说话有气无力的，讨点吃的。奶奶挪着小脚进屋，把仅有的半块蒸馍拿出来给了他。邻居说：“你给了他你家这几个娃吃啥！”奶奶没听见似地呐呐自语：“有这半块馍，他兴许就能活条命。”
我五六岁的时候，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在家门口的路边上玩泥巴。村东头中心小学旁边住着一个瞎子二爷，每天都要经过这个路口。有一天看到他拄着拐棍远远地来了，几个孩子从旁边搬了几块青砖，横着堵在路的中央，然后哄笑着散开躲到一旁，等着瞎子过来。
正巧父亲下班回家，看到这一幕，赶紧把路上的砖全都踢到一边，再搬开。厉声斥责几个大点的孩子，谁也不准再做这样的事。父亲把我拉回家，罚我面壁，不准吃饭，问我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我辩解说我没做，是他们做的，我只是在旁边看了。父亲声音越来越高：“他们这样做对不对？瞎二爷看不见路，他们用砖故意挡他的路，这样做对不对？！”我不敢回答。“说！到底对不对？！”我把头垂得低低的，小声说：“不对。”“明知道不对，你为什么不说他们？为什么还让他们这么做？”
父亲拿个木棍使劲敲着桌子，我哭了，一是害怕，二是委屈，我又没做，只是在那里看了。父亲铁青着脸问：“你长这么大，我打过你吗？”“没有。”“这次必须打你！必须让你记住，做好人，不只是自己不做坏事就够了，还得敢说话，当别人做坏事的时候，必须得敢站出来！”
父亲拿木棍在我的手上狠敲了两下，我嚎啕大哭。手很痛，更痛的是心里。父亲从来没打过我，我在他眼里一直是最听话最懂事的孩子。我没有想到这件事让他这么生气，更没想到会挨打。我倚在泥墙边哭了整整一下午，直到哭得头痛，被母亲拉进屋里昏昏睡去。
这么多年过去，每当内心面临抉择，耳边总会响起父亲那怒声的咆哮。在检察院工作多年，我庆幸我心里牢牢记住了上辈老人给我传下的教训、立下的规矩，让我在工作中能坚守底线，不忘初心；让我在生活与人为善，正直诚恳。
永葆内心的善良
文/王瑞珂
她，本应该享受着灿烂的青春；她，本应该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可因为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这位年仅一三岁的少女安妮·弗兰克不得不将自己青春的多愁善感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封锁在了那个暗无天日的“秘密小屋”里。
那是怎样一段煎熬的日子啊。在漫长的二五个月里，八个个性不一的人，因为突然处于狭小的空间，突然面对每天被发现的恐惧，他们焦躁，屡次争吵。白天他们不能说话不能穿鞋，甚至不能有任何动静。他们只能依靠安妮父亲公司的同事供给食品用品。对于外界混乱的一切，他们想要逃避却始终无可奈何——这种真实本身所传达出的信息与意义就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窒息的深刻，直到最终被发现，被逮捕，送往了那个充满死亡气息的纳粹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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