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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种子
文/刘大先
很小的时候我就爱读书，乡里的邻居有时候与我父母闲谈时，往往称赞一句“这是一个读书种子” 。那时候也知道这不过是一句恭维之语，不可当真。后来随着读书增多，发现“读书种子”这个说法居然是个文人古语，最迟在北宋黄庭坚那里就用过这个词，大致的意思不外乎指喜欢读书之人，引申为文化的传承赓续，连绵不绝——书在世间流转，如同种子落入地里便会蔓延发芽，滋生繁衍。乡民敬惜字纸，依然葆有了对文化的神秘感和敬畏之心，不知这个“读书种子”何时何地被听到，流播人口，传承至今。
但书有其自己的生命，并非都是那么的幸运，它们诞生之后，甚至称得上命运多舛，焚书坑儒这样的偶发性事件不算，水浸火燎，兵燹蠹蚀，都是可遇不可避的常规性灾难。逢到那些强作解人的还有可能妄行校改，曲解原意，搞得鲁莽灭裂，支离破碎；或者变乱旧式，肆意删改，弄到谬种流传，贻祸后人；鲁迅还曾经嘲笑过今人标点古书，往往佛头着粪，是水火兵虫四大害之外的三大厄。最可悲的是知音难求，有时候呕心沥血之作出来，可能泯然无闻，一腔壮志满怀激烈的热情很大程度上就付诸东流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更多是美好的愿景。在出版业兴盛便捷、信息大爆炸的当下，被埋没的可能性倒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就端赖读书种子的出现了。
我倒并不认为自己是读书种子，但是读书确实是从小养成性的爱好，这个可能与个人的气质禀赋有关，不是强求得来。事实上，在我成长的年代，已经盛行读书无用论，不再是汪洙《神童诗》中所谓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了，人们更感兴趣的是怎么挣到更多的钱。世事棼然蝶变，读书作为一种阶层攀升的手段，日益失去了科举时代乃至恢复高考初期的那种改变命运的功能。即便是那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指望读书升学来改换门第的人，往往也更倾向于那些实用性的学科，以便将来在社会上能够方便地将读书获得的象征资本和功利价值进行方便的转化与变现。时势所趋，人们的趋利避害是自然选择的本能，并没有太多可以指责的地方，而在这样的时候，读书种子的非功利性的读书就显得尤为弥足珍贵。
回想我个人的经历，最快乐的时光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那里提供了一种让人沉醉的气场和氛围，让人浑然忘我地沉浸到书籍所构成的知识世界之中。大学时候我可能是全校里面在图书馆待的时间最长的学生。图书馆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让人能够在一个没有干扰的、安全而又宁静的环境中，完全投入到思想与精神的交流，这是一种私密的体验，其幽微精妙之处，难以用语言表述。它就像一个微小的宇宙，古往今来中土异域的群星隐去光芒，聚集在那里，暗暗发射出心灵的热力与能量，它们似乎难以捕捉却又触手可得。对于我而言，那真是一个奇妙而充满魅力的地方，能够在这样的地方与人类历史上最精粹的灵魂交流简直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情。做过图书馆长的博尔赫斯在失明之后曾经说过，他想象中的天堂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读书种子的话。
记得大学时候某一个中秋节，图书馆只上半天班，我从上午坐到中午下班，沉迷在一本书中无法自拔。图书管理员是一位苛刻凶狠的老太太，但是对我挺友善，可能因为来这里读书的人并不多，总是看见我，虽然没有怎么说过话，也算是熟人了。我埋头在书桌前，没有注意到老太太下班走了，等她招呼我才发现她已经吃完饭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个盒饭。她一脸肃穆说，我不锁门了，你看完替我锁上，然后就自己下班了。虽然她面无表情，这个事情可能是我对那个大学最温暖的回忆了。
工作以后虽然单位图书馆并不能让人满意，但依然是我厮混时间最多的地方。在北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说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无疑是有国图、首图和各个区图书馆的存在，虽然北京的图书馆也几乎都是人满为患，但它们让喧嚣的街市、拥挤的交通、污浊的空气、激烈的竞争压力都有了可以忍受的微薄理由，至少于我而言是这样。读书的时间与空间隔离了外界的喧嚣，似乎是一种逃避，然而不计功利的阅读岂非是人之为人、超越于汲汲于稻粱谋的根本？即便是为了更好地谋生，功利性的阅读岂非也是获得基本技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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