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红色的宝箱，不是箱子是红色的，而是里面所有的宝贝都是红色的回忆。
七零年代，我六七岁的时候，孩子还不知道生活的艰辛。他们每天都盼望着过年，他们有新衣服穿了。那时候大人小孩的衣服都是一个颜色，不是红军灰就是解放绿，或者海军蓝就是蓝绿色，但是每次拿到新衣服总是很沮丧。衣服太大了，不得不卷起好几层袖子和裤腿。明明是根据身材量出来的，怎么可能更大？一开始，我总是责怪缝纫店老板。后来发现是妈妈逼着别人做大一号的，说孩子家里在成长，穿大一号的有利于成长。结果我们直到衣服洗了，褪色了，打了补丁，才穿上合身的衣服。
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后，小英雄潘冬子成了我们的偶像，妈妈主动给我和弟弟买了一顶红军帽。有了红军帽，就得有五角星，有红领子！这打不倒我们。我妈从缝纫店拿了个红布头来剪五角星，还有个红领子让我们缝上。我和我哥自己找了块木板来削红缨枪。枪的银白色一面用捡来的高级卷烟纸包裹着，闪闪发亮，寒气逼人。红缨须是用红墨水把麻线擦干，然后包起来。
后来八路军、新四军的帽子流行起来。我妈妈说她不会给我们买任何东西，她说amp; 红军比八路军新四军早，戴红色军帽更革命，更有气势。amp; 后来雷锋棉帽流行起来，这次爸爸说话了，amp; 陕南气温高，小孩子脾气大，不宜戴棉帽。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amp; 是啊！冠冕堂皇的理由，贫穷窘迫的条件，我们戴了几年红军帽，直到真的挤不出八个角，挤不进我们的大头，才amp; 光荣退休amp; 。
那时候男生玩的游戏都和战争有关，不是抓间谍就是打仗。人们分为两类。学习好又帅的是红军，说话尖酸、狡猾、矮个子的是amp; 白狗amp; 。每场比赛开始前，红军都要花很长时间面红耳赤，厚着脸皮，有时候规则还没搞清楚。amp; 战争amp; 比赛开始了，输的一方不得不沮丧地投入比赛。白狗amp; 巢。虽然当时我比较瘦，但是红军帽起了很大的作用，每次都很自然的被分到红军营。所谓的间谍抓，其实就是捉迷藏，老鹰抓小鸡之类的，有时候还会建立一个大本营或者根据地，叫做amp; 红区还是苏联amp; 进入这个地区是安全的。打架就是斗鸡，摔跤，打架，挤矮个子，拼刺刀，攻山等等。即使红军遍体鳞伤，通常也不哭不闹，经常amp; 白狗amp; 营地里有不争气的鬼哭爹喊娘，引起伙伴们的鄙视和嘲笑。
我们还举行了阅兵式，红军方阵一边前进一边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amp; 白狗amp; 队伍散漫，吊儿郎当，缩头缩脑，我们鬼子进村乐真是搞笑。当伙伴们庆祝胜利时，他们会一起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amp; 前进，前进，前进，我们的太阳队amp; hellipamp; hellipamp; 嘹亮有力的歌声常常响彻整个山坡、草原、操场。我们还经常开展活动，慰问县中队的解放军叔叔们。amp; 红军的头amp; 一声令下，伙伴们全副武装，搜出平日攒下的零花钱，你抱着一束山野花，他背着一网兜红苹果，我抱着一个大西瓜，然后走进营房。不管唱歌跳舞好不好，反正我们是真诚认真的。
当时就想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红五星。像潘冬子一样，我非常高兴，想念我的亲人，感动他们。两年后我拿到了真正的五角星，因为我家离球场很近。放学后，我每天溜进硬核门看民兵训练，模仿行军、爬行、暗杀，有时还帮忙看衣服、送茶水。我的迷恋感动了武装部的一位好心大叔。有一天，他从黄色的书包里拿出一颗五角星放在我的手心。我欣喜若狂，学着电影里的英雄壮举大喊amp; *万岁！amp; amp; *万岁！amp; 我惊呆了，武装大叔一把抓住我，铁壁般的脸紧贴在我嫩嫩的脸上，胡茬疼。这是我的梦想。我不想按照潘冬子的惯例，在工作日戴上我不想用的手帕。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它，时不时小心翼翼地打开，在我的伙伴面前炫耀，做完后又赶紧包起来，怕磕碰弄脏，有时候晚上拿出来看看能不能像电影里那样闪闪发光。amp; 红星照耀，红星照耀，温暖我们的心。红星是我们工农的心肝，党的光荣照耀世世代代amp; hellipamp; hellipamp; 他话很多，上学路上哼哼唧唧，睡觉前默默唱歌。记忆中最生动有趣的是，它还充当了我的定情信物:在我为爱追老婆的时候，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愚蠢。他们两个在操场上转了一圈，就是说不出最关键的三个字。我灵机一动，拿出一颗五角星给了她，然后逃了出来。后来，我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后来，东西物归原主amp; mdashamp; mdash她还把代表我心的五角星保存在我的红色宝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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