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老师从最好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应该说是老师特有的缘分；但是，他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几千万人的命运，这是多么的幸运，让我们不能不铭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宁夏，尤其是西海固，曾经有一批来自北京、上海的边防军是我们的老师。越是时光流逝，越是回首往事，越能深刻感受到这段经历对我们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可以说，没有这样一支力量的参与，西海固地区的教育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大打折扣。毫不夸张地说，它就像一座被剥去梁柱的房子。老师从最好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应该说是老师特有的缘分；但是，他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几千万人的命运，这是多么的幸运，让我们不能不铭记。
有四个这样的老师，亲自教过我。这里就说说童老师吧。
著名学者童老师(就老师的气质而言，我认为向学习是恰当的)是北京人。那时候我刚在宁夏海原县上中学，童老师被从农村中学拉出来教我们。虽然童先生已经在这里很多年了，但他看起来像一个当地人。童老师常年穿着一件有四个口袋的蓝色涤纶外套，总是平平的，好像口袋里什么都没有。衣服有点白，但是穿在童老师身上合适又有型，但是比新衣服更有味道和气息。
初中三年，童老师当我们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生物老师，还是学校的动植物兴趣小组组长，带领我们上山采集各种蝴蝶标本，植物标本，负责学校的普通话兴趣小组，于是有个同学在自治区普通话竞赛中获奖。当那位同学读契诃夫《变色龙》的声音从几个喇叭里传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带着浓浓的乡音打动了我们。童老师的板书是几代学生深刻而美好的记忆，不是矫情。童老师的板书让你舍不得擦掉。但其实童老师写的板书已经被擦掉了。一个接一个会有几个？想起来很可惜，就像山里花开花落。
童年的印象总是很深很固执。后来同学聚会上，说到童老师的从容和无所不能，大家都由衷地惋惜。他甚至带我们去上体育课。体育课上，童老师突然倒立了。那时，童先生大约五十岁。我记得他击倒的时候，手臂有些颤抖。他走路的时候总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打扰他的脚步，好像没有什么值得他改变步伐和速度。
退休后，童老师回了北京。因为人事关系在宁夏，有时候童老师会回宁夏，所以一群同学互相认识，认识了童老师。与童老师的相遇，成了同学们相遇的起点。但是有一年，童老师回来了，我们聚在一起，发现童老师话很少，只是不停的看这个看那个。当我伸筷子夹食物时，我的手在发抖。原来童先生的耳朵不行了。我坐在老师旁边。我说话的时候，老师要把头靠近我才能听清楚，可我还是听不清楚。很抱歉，我听不清楚。童老师歉意地对学生笑了笑，实在是忍无可忍。我想，按童老师的性子，他宁愿清静，但同学们不厌其烦地打招呼，他只好来了。他来的时候，吃不了几口，听不到大家说什么，只好抱歉地笑笑。
大概两个月前，我收到一条微信，是童老师的女儿发的。她在我们县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童老师回北京了。她发微信祝贺我出版了一本小说。我问我们老师他怎么样了，得到的消息是童老师已经去世了，并强调从身体不适到去世只用了三天时间，几乎无果而终。
二
王先生是一种绅士，大方，善良，悠闲，应该大方。我常常想起他摊开一桌子手稿，仔细挑选。总之，我心目中的大杂志主编就像王战军老师。
一九九九年底，经蒙古宁夏作家协会推荐，我得以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四个月。这期间最大的收获是我认识了一些老师和同学，包括王战军老师。
王老师是十月杂志的主编。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来说，十月主编真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物。但是借助了绿源的平台，我们有缘相识，医院邀请了北京各大刊物的负责人来指导学生的稿件。除了，还有《中国作家》副主编(可惜天天都是假期，杨老师英年早逝)。我没有什么大的妄想。我只是想听听老师们对我附近文章的看法。我心里反复打鼓。稿子太多了，老师不一定能一一看到。即使我有幸看到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值得在公共场合讨论。但我成了幸运的学生之一。王老师不仅说了我的一本小说，还声称要收回。我从鹿苑毕业不久，这部小说就在十月出版了，甚至获得了十月文学奖。作为一个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这样的鼓励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就这样，我开始了与王先生多年的友谊。有一年，王先生把《青年文学》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放在相框里送来。他说把家里的书报丢掉，转向青春文学。当他看到封面人物是我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不能丢。我把相框拿回来之后，就看不下去了。说实话，我当时太激动了，静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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