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文/石玉春
我的父亲石敬民，一九一六年一零月出生于河北省沙河县曹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缺衣少食、历尽磨难，七八岁讨饭流浪，十五岁开始给地主扛长活，二十多岁给日本人做劳工。日伪统治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父亲与本村一批抗日积极分子，积极参加拆铁路、填封锁沟、清算汉奸等活动，同日伪军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四六年三月，父亲光荣加入党组织，成为曹庄村第一批*员。以后，他先后担任曹庄村党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社长、曹庄乡乡长、曹一村大队长、民事理事等多种职务，在农村基层干部的岗位上干了近四零年，为改变本村面貌、造福父老乡亲贡献了毕生精力。
父亲爱党信党，矢志不渝地听党话，跟党走。解放后，父亲担任曹庄村党支部书记，领导组织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九五三年，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号召，带头组织五户农民成立了村里第一个互助组。党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后，他组织二零户农民成立了全村第一个初级合作社，以后很快发展成由三二三户农民参加的大社。一九五五年一月，上级有关部门的干部到曹庄整顿农业合作社，在没有向县委请示的情况下，把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解散了。当时父亲想不通。他召集自己带头组织的老“前进社”二零户社员统一思想，决心顶住这股风，坚决不解散，并走村串户找村里其他办社的干部和骨干做工作，动员大家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把社办好。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河北省委派工作组对曹庄村整顿合作社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题为《不应当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胡乱的解散农业合作社》的调查报告。一九五五年一二月二七日，伟大领袖*对这篇调查报告做了批示：“这样的去解散合作社是完全错误的。本文作者（河北省委工作组）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批示精神的指引下，曹庄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成为被总结推广经验的先进典型。有关材料不仅在国内宣传推介，还在国际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刊物登载。父亲不仅爱党，而且信党。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整风整社和一九六六年的四清运动中，他曾两次蒙冤受屈，被开除党籍（后甄别纠正），并多次在群众大会、街头饭场、田间地头、家庭炕头受批挨斗。面对诸多的不幸和遭遇，父亲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信任，从未说过一句对党的怨言。他总是对母亲和我们说：“咱们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在遭受不公正处理、身处逆境时，他直面人生、忍辱负重。一旦甄别平反，恢复职务，他就立即斗志昂扬，拼命地为党、为群众工作。在父亲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对党、对领袖无限忠诚的老*员的坚强党性。
父亲敬民为民，一门心思为群众谋福祉、办实事。曹庄村不邻河湖，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全靠水井。解放初，村民主要用辘轳和水车浇地。父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群众于一九五七年打成了第一眼机井，以后，村里又连续打了十二眼深井，彻底解决了全村的农田灌溉问题。为了推进农业机械化，父亲又带人到山西长治购买了大型拖拉机，在全公社率先实行机耕机播，结束了靠牛马拉犁、人工翻地的历史。父亲十分重视科学种田，积极组织兴办了村办农场，并多次到县农业和科技等部门，请科技人员到村指导、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实现了全村粮棉连年增产。父亲带领群众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积极探索发展多种经营和乡村工副业。他和其他村干部一起，组织帮助群众先后兴办了砖瓦窑、苹果园、鞭炮厂和标准件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都称赞党的富民政策好。
父亲勤劳善良，一辈子生活俭朴，克己奉公。他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身衣服穿八九年也舍不得扔，年轻时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棉衣露着棉絮。他当了几十年村干部，一直身不离劳动，年近八旬还在地里干活。父亲一生清廉，从不占公家便宜。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实行“低指标，瓜菜代”，社员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五六两，农村食堂蒸的馒头像火柴盒那么大。最困难的一九六零年，人们用玉米轴、红薯叶、棉花壳磨成面粉做成“团子”充饥。有人实在饿坏了，就到生产队的地里和场上偷玉米、红薯吃。在那个困难的日子里，父亲和母亲省吃俭用，尽量让我和妹妹多吃点儿，但坚决不准我们到地里和场上偷集体的庄稼和粮食。父亲有抽烟的嗜好，前半生没有抽过带盒的烟，总是习惯撕一块油纸，掏出随身装的自制土烟叶，用手一卷，再用舌头舔湿粘成卷烟抽，人们称这种烟叫“一头拧”。父亲一年四季总是在头上扎一条白毛巾，在地里干活儿出了汗，就摘下毛巾擦一擦，一副典型的老区农民的穿戴装束。他经常说：“咱是个穷孩子，到啥时候也不能忘本。”改革开放后，农民富裕了，曹庄村多数村民都建了新房。父亲当了几十年干部，从没给自家划过一块房基地。我们全家一直住在土改时分的一处旧宅子里，是曹庄村房舍最旧的农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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