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的文章（精选二三篇）
母亲与粮食
文/谢争玲
我出生于二零世纪五零年代末期。与上一辈人相比，我们吃的苦已然少了许多。但在我们这代人童年的记忆里，时代的烙印依然是“饥饿”。
印象最深的是二零世纪六零年代末七零年代初，家里的口粮供应为七零%的粗粮、三零%的细粮。细粮主要就是大米、白面；粗粮就多了，小米、玉米面、红薯面、豆类等，都在粗粮的供应范围内。有一年收红薯的季节，粮店里进了大批的红薯，家家按照粗粮的供应量，只能买红薯回家。俺家四口人，买的红薯堆起来，占了一整个屋角。城里人住楼房，不像农村有红薯窖，不具备贮存条件，这可如何是好？一口气吃完？不可能啊！但不吃完，这些红薯很快就会烂掉，这可是俺们一家人这个月七零%的口粮啊！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为了处理这些红薯，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干到半夜。她把在刨挖和运输过程中破了相的红薯挑拣出来洗净，把皮肤面相基本完整的红薯归到一起，这样的红薯更耐放。说实话，这些红薯经过野蛮装卸，相貌完好的真不多了。
母亲把一部分“破头破脑”的红薯疙瘩，放在大蒸锅里蒸熟了，我们当主食吃。一些红薯切成片，晒成红薯干。还有一部分，母亲弄了个擦子，支起一个大盆，把红薯疙瘩擦成碎末，然后用水淘洗，再用细纱布将渣子过滤出来。静置一夜之后，母亲将上面澄清的水倒出，把盆底沉淀的厚厚一层淀粉用铲子弄出来，放在一个大簸箩里晾晒。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道了淀粉是怎么用土法生产出来的。淀粉不仅耐贮存，而且来年夏天还可以做成凉粉或粉皮调剂伙食。
做淀粉的副产品有红薯渣和澄清的略带黄色的水。母亲都没舍得扔掉。水，母亲将其放在大锅大盆里发酵，待有了酸酸的气味就可以做浆面条了。出过粉的红薯渣更是好东西，母亲将渣子略拌一点细玉米面，放在蒸锅里蒸，就做成了红薯渣蒸菜，然后放些蒜汁一拌，特别好吃呢！
俺家每月三零%的细粮，母亲留着攒着，我爷爷从老家来了，母亲才会蒸几个白面馍，那是专给老人吃的；父亲从部队回来探亲的时候，母亲也会蒸几个白面馍，或者给父亲擀面条吃。因为父亲胃不好，粗粮吃多了受不了。平时除节假日吃饺子必须用白面外，母亲就教我怎么做白面和红薯面的花卷馍，还有怎么蒸玉米面的发糕，把有限的细粮搭配着粗粮吃。
现在想想，母亲真伟大，她每天辛苦工作，三零多块钱的月工资拿了几十年。但她总是乐观向上的样子，多苦的日子她都能想尽办法过下去，而最重要的宗旨就是“不能糟蹋粮食”！如今日子早已今非昔比，八零多岁的老母亲不缺吃不缺穿的，但还是一个馍渣掉了都要捏起来放嘴里。
很多东西都变了，老母亲的宗旨不变：“不能糟蹋粮食！”
红薯歌
文/沙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洛阳流行过一首红薯歌，老城区文化馆馆长史金来把它编成了一段快板儿，幽默、风趣，很受欢迎，还被搬上了舞台。
“红薯甜，红薯黏，红薯管路真是宽。不用磨，不用碾，煮到锅里稀烘烂。红薯面，掌点碱，面条擀哩像丝线。红薯叶，窝两缸，掌锅吃着甜又香。红薯根儿，包扁食，扁食吃着老好吃。生红薯，磨干粉，干粉还能做凉粉。红薯粉，漏粉条，人来客去离不了。”
这歌在当时流行，如今回忆起来，那是苦中作乐。红薯是杂粮，乡村的情况我说不了很细，也知道在秋冬时节，一年红薯半年粮。而在城里，家家凭粮本吃饭，百分之三十的杂粮全成了红薯。到了红薯收获时，粮店会拉来大车小车的红薯。只记得辖区南关的贴廓巷粮店顿时热闹起来了，农村送红薯的车队排到了街上，买红薯的市民也排成了长队。粮店的院子里人声鼎沸，车水马龙。
好不容易买到手，用借来的架子车往家里拉，拉回家里堆放好，慢慢吃。记得一早一晚是红薯汤，切成小块的红薯，满锅都是，盛一碗，把馍也省了。最让人难忘的是，红薯还能当菜吃，炒时放点辣椒，火候要掌握好，炒出来也脆甜。只是，饭后我会跟祖母或母亲闹着心里“作哩慌”（胃酸多了），她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让喝点面汤。
细粮不够吃，粗粮离不了红薯，这日月延续了好多年。“文革”期间，有一阵子，街上流行轧饸饹（hé le，方言音“合落”）。谁家要是有个轧饸饹机，半道街的人都要去借。开始时用的机器，全靠人力驱动，几个人压在木杠上，碗口粗的杠子都压断了。后来有人发明了丝杠（螺杆）机，省劲多了，轧出来的红薯面条匀实、光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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