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的散文（精选二三篇）
忆红薯
文/阿原
红薯、蕃薯、甘薯，胶东人谓之“地瓜”。但我后来才知道，地瓜是明朝后期由菲律宾引入中国的。
道光《平度州志》将地瓜列在“蔬之属”里，在所收四二种“蔬”中排倒数第四。这说明直到道光末年，平度种植地瓜还很少，被视为南瓜、茄子、萝卜一类的瓜菜，谈不上作为粮食来用。可是过了不到三零年，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零元）编纂的《平度志要》里，就说“山居约十亩之产，率以其半栽地瓜”，地瓜已成为山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和农民最主要的食粮。再过四零年，民国《续平度县志》里云：“地瓜，近栽者益广”，又因以“瓜干酿酒者日多”，故“其瓜干兼运邻邑”。此时地瓜不仅成了主粮，还成了重要的外销商品，种植面积已由山区推向平原以至洼地了。
读李树《平度史话》，竟被先生所作的关于地瓜的文字记叙感动出许多温暖，读着读着，就禁不住想起那么多关于吃地瓜的趣事、往事来。
我是一个地道的吃地瓜长大的孩子。不光是我，大概上世纪六零年代出生的那些农村娃们，其童年时代大都是清一色的“地瓜肚子”。不过我得好好感谢母亲，她用一双勤劳灵巧的手，常是将地瓜做成百吃不厌的“花样”饭，让我享受到太多难以忘怀的“口福”儿。
其一是“红薯馅饼”。做法简单：把红薯带皮煮软，剥掉皮，趁热捣成泥；加干面粉，一起揉匀，捏成圆饼，大小随意；在锅底放少许油，把饼摊放在锅中，文火煎到饼两面变成焦黄色，红薯饼就熟了。那时候面很少，半斤红薯顶多也就加一两面粉，不过总能让我有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其二是“红薯馒头”。这种馒头不需要发面，不擅长做面食的南方人都可以轻松地做出来。做法如下：先把红薯带皮煮熟，煮得软软的，去皮；红薯和面粉各一半揉到一块，使劲揉匀，一般不用加水，倘是红薯很干，觉得揉起来费劲，可以稍加一点水，但不能太多；冷水上笼，中火蒸熟，最后大火加蒸三五分钟，蒸出来的样子和馒头一样，不过这样的馒头又暄又软，味美至极。
还有一种“红薯咸汤”。把生花生切成碎末，过油稍微炸一下，炸出香味后，放一点葱花和姜末爆锅；爆炒几秒钟，把切好的红薯条下锅略炒；加适量冷水煮开，待过一零分钟，红薯咸汤就做成了。这汤喝起来，既有淡淡的香味儿，又能顺气通肠，我父亲的脾胃虚寒症，生是被这红薯咸汤给奇迹般地治癒了。此外，还有锅灶烧地瓜，地瓜干做馅儿的“豆沙包”，地瓜面花卷儿，地瓜猴儿，地瓜棋子……
这么说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瓜就是庄户人的命根子。生产队里分地瓜时，人手够使的，就用两侧都绑着“偏篓”的小推车给送到家；人手忙了，就按每家人口多少分好堆，上面压一纸条，写着户主的名字，待大喇叭喊过后，男女老少拐起篓子、提篮，纷纷到生产队场院，往家里搬运地瓜。家口多的人家，生怕地瓜吃不到年关，就三五成群到坡里刨落下的地瓜。我就跟母亲去过多次，要走很远的路，早出晚归，脚底磨起泡，手掌生出了茧。倘是捎的干粮吃光了，就吃刨出来的半截子红瓤地瓜，肚里的“饥饿鬼儿”就立马飞散了。
我母亲说，她这一辈子，随我姥姥，是个“地瓜命”，大肉大鱼不稀罕，就爱吃地瓜，怎么都吃不够……姥姥、母亲那两代人，当然还有我们“六零后”，那逝去的岁月与生活，汇织成积弱困窘的百年中国民间关于红薯的共同感受和集体记忆。
童年红薯香
文/黄健
前几天，老家来人，给我捎来半袋红薯。解开编织袋，看到那些还沾着星星点点泥土的红薯，我的眼睛倏地亮了，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想起小时候关于红薯的一幕幕酸甜苦辣。
我小时候，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说吃不饱穿不暖一点都不为过。仅靠分来的一点口粮是根本无法度日的，于是红薯成了我们的主食。
红薯就像农村里的孩子一样，极其容易生长。从四五月份种到地里，就无需再施肥，疯狂地生长着，红薯秧四处蔓延，巴掌形的叶子把地表覆盖得严严实实，阳光都漏不进去。到了秋天，红薯便可以收获了。用“沙场秋点兵”来形容那时农村刨红薯的场面是再形象不过了。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个个手舞镰刀，颇有些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宏伟气势。将薯秧割掉，一垄垄的土埂便裸露出来了，再用钉耙翻开泥土，一只只胖乎乎、红扑扑的红薯便露了出来，人们欢呼着、雀跃着，别提有多热闹了。等“正规军”战斗完了，就是“游击队”的天下了。红薯秧是四处蔓延的，生产队在收获的过程难免会有红薯遗漏在土里。于是大家会在公家收获之后去捡一些残羹冷炙。我们小孩子也手持小钉耙，拎着篮子加入其中，奋力刨土，即使手上磨出了水泡，也毫不在乎。每每刨到一只，必定大呼小叫，仿佛找到的不是红薯，而是金元宝。回家的时候，大家常常把淘到的红薯放在一起比较，如果谁淘到的红薯又多又大，脸上必会露出无上的荣光，那淘得少的则会显得尴尬，然后在大家肆意的嘲笑和奚落声中怏怏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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