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镜子前的理发店椅子上，看着年轻的理发师用剪刀给我理发。他敏捷敏捷，一副认真专注的样子。被剪掉的头发一根一根从我的头上掉下来，散落在地上。我盯着镜子，视线仿佛聚焦在一个尖尖的点上，穿透镜子和二十多年的烟尘，望向我遥远的童年。
小时候老家没有理发店，村里经常来一个叫老刁的理发师。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自贾鲁河西岸的一个村庄，自行车上横七竖八地绑着许多东西。远远望去，白色搪瓷脸盆、黑色小火炉、破椅子、木支架等等在车里摇摇晃晃，一路砰砰作响。到了街口，他把车停在老槐树旁边，然后安排了一个理发摊。
村民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理发。为了打发等待的时间，村民们蹲在槐树的树荫下，无话不谈。有人问起老刁的过去，他就一边剪头发一边聊过去。
十几岁的时候，老刁在开封跟师傅学剃头，到处跑了一段时间，吃了不少苦头。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就靠理发的本事走遍了大江南北。从达官贵人到沿街乞讨的乞丐，他都是他的客人。三零岁那年，他回到贾鲁河边的老家，带回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瘸腿女人。大约在一九七零年，一场运动像汹涌的洪水一样淹没了大地。因为给县长剪了头发，他成了批评的对象。白天，他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套着一只破鞋子在街上游街示众，晚上被吊在屋顶横梁上鞭打。他瘸腿的妻子不堪忍受，在一个雨夜投贾鲁河自尽。尸体打捞上来的时候已经腐烂了。
小人物也逃不过大时代的碾压。一九六七年以后，时代变了，运动的浪潮平息了，老刁的命运有了转机。他被平反，成为一个无辜的人，重获人身自由。那一天，他悲喜交集，泪流满面，沿着曾经游行过的路，一步一步跪着磕头。他额头上冒出了血。当他搬到贾鲁河时，他跪在河岸上，喊着他瘸腿妻子的名字。河水冰冷无情，微弱的回声在河上回响。
听了老刁的故事后，人们深表同情。理发结束后，他会把钱一分一分地放进他的帆布钱包里。村民们也轮流招待他吃午饭，大多会拿出家里最好吃的。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喝酒，他会去村里的小店买一瓶白酒。
我记得那天轮到我了。妈妈在厨房做了两个菜，用沾满棉油的手递给我一些零钱，让我去村头的小店买一瓶白酒。我踮着脚从小店的柜台上拿了瓶酒，走到老槐树下。只见老刁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蓝色中山装，微微驼着背，头上连着几根稀疏的头发，头上的头皮很亮。他忙着给村民理发，动作干练稳健。
我走到老刁面前，说:“你知道吗？我妈说今天轮到你去我家吃饭，让你跟我回家。amp;
他没有停下他的剃刀，而是斜着看了我一眼。当他剪完头发后，他笑着对我说amp; 你这个毛鬼，也该理发了。amp; 说完，他把我放在椅子上，用一块灰点的布围着我，然后拿起推子往我头上推。
后来，村里的市场上开了一家理发店。理发师才二十多岁，据说在市里的理发师培训学校学习。理发店的墙上贴满了美女和帅哥的照片。理发师不仅用剪发器和吹风机，还会用油烫发。很多人去新开的理发店理发，追逐时髦的发型。我们迎合时代，甘愿做时尚的囚徒，因为我们不愿意以邋遢的方式老去。从那以后，只有几个老人打理老刁的生意。
老刁一如既往的在老槐树下摆摊理发。经常没有顾客，照常煮热水洗头，准备老式工具理发。或许，他坚守的是一种存在状态，但时代仿佛是一支强大的骑兵，不断地消灭旧的东西，开辟新的极限，让人类努力适应它的统治。
不知道老刁是什么时候在卢湾失踪的，从此杳无音信。也许他生病死了。他似乎突然和许多熟悉的老面孔一起消失在世界上。人们渐渐忘记了这位独一无二的理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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